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最初是在日本学医，后来弃医从文，成为了文学巨匠。不料网上频繁出现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学医失败成绩差这样的传言，因此有必要纠正一二。这种说法十分不严谨，很明显别有用心。
我们先来看，这些“历史发明家”是如何讲的。
鲁迅在仙台学医期间，当时鲁迅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至于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在一所二流医专成绩如此，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大约同学们开始上岗挂号，他还在上学挂科。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
鲁迅（右二）在仙台
谣言从何而起
关于鲁迅成绩差放弃学医的“说法”并不是如今才流传起来的，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关于名人的花边新闻总是让人激动，更何况于鲁迅这样的文学巨擘。
最初对此鲁迅学医成绩有怀疑是，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他在《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写道
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
依据呢？什么都没说，不知道他这个结论从何而来。此后此说广泛流传，鲁迅成绩差成了很多人攻击先生的毒箭。
鲁迅成绩考证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写道：
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
文中的小林博士是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
我们来看，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解剖学59.3确实是事实，当时百分制60分及格，这一门鲁迅没有及格。他在142人中间列第68名，不管怎么算成绩也算中等，称不上成绩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不知道是质疑者没有弄清楚史实，还是故意隐瞒，鲁迅在142人中是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其他141人都是日本学生。成绩单有多页，从有“周树人”名字的这一页也可以看到，全都是日本学生的姓名。
鲁迅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鲁迅在国内时也没有学习过日语。并不像我们现在的留学生一样，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就此，我不禁想问，这样的成绩如果可以称得上是差的话，还要怎样。
造谣者一贯的伎俩就是断章取义，误导舆论。对这些不实言论，学者也多有批评，作家桑永海在《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一文中写道：
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
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写了一篇《谨忆周树人君》。
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根据成绩单和各种历史记忆，和众多日本学生比起来，鲁迅确实不算“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成绩差”“学医失败”这个帽子万万是扣不到他的头上的。
鲁迅学医笔记 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再者关于仙台医专是否为日本二流医专的问题，当时的资料已经难以查询了。后来仙台医专并入日本东北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东北大学，当然中国也有一所同名高校。
除鲁迅以外，东北大学还有一位中国杰出校友——数学家苏步青。在2014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日本东北大学71位。在榜单中，我国只有两所大学超过它的排名，清华47名，北大57名，而复旦恰好和它并列71名。当然用东北大学和仙台医专作同等比较，不一定严谨，但是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日本东北大学中的鲁迅雕像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这个问题，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过多次。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也写道了：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放几个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对我，却听得特别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退学后回到东京，遇到好友许寿裳，告诉他：“我退学了。”
许寿裳意外，怀疑他见异思迁，问：“为什么？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鲁迅踌躇了一下，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鲁迅逝世后，他一同留学日本的好友许寿裳回忆起当年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