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贵阳时，已是11月，邹竞蒙才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沉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他终于到了重庆。那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而邹韬奋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邹竞蒙作为他的遗孤，想要获得庇护过上安稳的日子也极为困难。经过沈钧儒的引荐，周副主席为他安排了去延安的机会。
到达延安后，邹竞蒙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了革命，终于结束了四处流浪的生活。不久之后，邹竞蒙被调入自然科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沈粹缜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提到邹竞蒙：“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学习态度都不负父亲的期望，这一定会让您感到欣慰。”这段评价，似乎准确总结了邹竞蒙的一生。他在气象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并连任了两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使中国的气象事业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1999年2月，邹竞蒙遭遇了歹徒抢劫。当时，歹徒试图抢走邹竞蒙手中的小皮包，但邹竞蒙紧紧抓住歹徒的衣领，不让他得逞。最终，歹徒举起尖刀，在小小的轿车内与邹竞蒙展开了搏斗。邹竞蒙面对三个歹徒毫不畏惧，勇敢地进行反抗，最终为保护自己的财物不幸牺牲。
事后，一些人认为他应该妥协，把包交给歹徒就可以避免这一切的悲剧。但如果邹竞蒙真的这样做了，那就不是他了。他是一个忠诚的公仆，始终不畏危险，决不向恶势力低头。
邹嘉骊常自谦说自己是个“编书匠”，这并非过分谦虚，事实上，她心中始终有着“回报父母”的愿望，也深受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邹韬奋在文学上的成就颇为显著。邹韬奋临终时，留下了一份遗言，由他亲密的朋友徐伯昕先生代为书写。这份手写的遗嘱内容较为详细，尤其对邹嘉骊的未来有着诸多叮嘱。在遗嘱中，邹韬奋说：“小妹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尤其喜爱戏剧，尽管我多次劝她不要走写作这条艰辛而贫困的道路，她执意不听，那么就只能加倍培养她，希望她能够有所成就，这样也算是我有后继有人，心中得以安慰。”
邹嘉骊清楚地知道，父亲当时并不希望她走“清贫的文字生涯”，因为她从小身体虚弱，长期生病，写作和编书的工作既辛苦又费力，但她依然坚持追随父亲的脚步。邹嘉骊最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近三十年的编辑工作。退休后，在十二位前辈的提议下，她参与了韬奋基金会的组建，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专心为父母编书。完成《别样的家书》后，她感慨道：“这是我这一生编的最后一本书了。”
尽管年事已高，邹嘉骊从未觉得自己整日编书有多么辛苦，相反，她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并由此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满足。她一直将编书视作一项乐趣，直到晚年仍乐此不疲。
1990年2月，邹家华仍担任国务委员时，来到上海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海市领导陪同他一行，乘船从黄浦江出发驶向大海。邹家华的三妹邹嘉骊也在船上，她亲眼见到有人拿给邹家华一张巨大的地图。由于船头没有桌子可以展开地图，海风强劲，地图随风飘动，无法平铺。邹家华索性半蹲下来，将地图铺开在甲板上，然后弯身倾身，边在地图上写写画画，边与同伴讨论着工作事宜。邹嘉骊回忆说：“大哥始终保持半蹲的姿势，时间一点点流逝。那时，大哥已经六十多岁了，能坚持这么久真是太不容易了。船在波涛中前行，他们的讨论依然不断。”这幅画面深深刻在了邹嘉骊的心中，成为她永生难忘的回忆。
在邹嘉骊眼中，大嫂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政治上讲党性，做事有原则，家里也总是打理得井井有条。晚年，大嫂时常给她发些照片，有的是夫妻俩一起写毛笔字的，有的是孙辈陪着大嫂吃自助餐时笑得特别开心的，还有的是大嫂坐在藤椅上织毛毯的。邹嘉骊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哥哥和嫂子并排坐在餐桌边上，桌上的菜盆是朴素的不锈钢盆，估计已经用了好几十年。这一幕让邹嘉骊深深佩服哥哥和嫂子那种不追求奢华、不讲究形式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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